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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语言:治愈行为艺术的“热病”

文:周斌


引言:屠夫杀猪只需讲求“稳、准、狠”,而艺术家的创作则还要基于现实语境考虑到实施“稳、准、狠”的必要性和手法过程的独特性。

有次和一位国外艺术家聊天,他直言中国的行为艺术做得不好,之后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想必是因为语境的差异,使得这位国外艺术家在解读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时,没有受到作品所指的影响,对作品判断的重点集中在作品的本体语言方面,这时,很多作品的问题的确就凸显出来了。这位艺术家的直言对我是很有一些警醒作用的。客观地说,国内许多行为作品确实还停留在只顾一味情绪化的呐喊发泄,对行为方式的采用停留在工具化的简单挪用层面,缺乏从艺术媒介的角度对行为艺术进行持久的思考和实践。艺术并非介入现实的最有效的工具,作为艺术家,认识到自己工作方式多方面的局限性是重要的,不能把艺术捧得太高也不必贬得太低。

在行为艺术的创作中,我始终认为,就精神层面而言,再宏大的主题也并不比对一滴水的感动更有力。我们常常看到,由于一件行为作品关注了宏大的政治与社会话题,其艺术水准便被无限拔高,作品价值似乎无须质疑了,这很荒谬。怀疑和诘问是当代艺术的天性,但不要使这种天性蜕变成滥情的道德冲动,使作品沦为价值观的宣讲或政治立场的陈述,而更应警惕的是因说教的需要使创作走向对广泛理解和认同性的过度追求,从而使艺术变得媚俗甚至哗众取宠。艺术并非一定要承载明确的含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不仅仅要关注到生命经验和社会现实,同时也应注重对艺术语言的实验拓进。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与语言的层面上来。语言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家面对艺术创作时的根本问题,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其自身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试想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缺乏对艺术语言进行反复的研磨推敲,那工作会是一件多麽空洞的事情。我想,只要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从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经验出发,其必然会联结到整个社会现实的脉络,再结合对语言方式的同步思考,也自然会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有现实力量的艺术作品。

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并非是要艺术家抱着语言中心主义的态度,仅仅沉迷于创造出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也不是单纯去制造一种新奇的视觉体验,倾力建构一种区别于他者文化的别样美学;同样也不是对之前形成的艺术语言要简单化地颠覆,而是强调一种语言创新,包括恰当的挪用语言。艺术家是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艺术语言进行思考,最终的目标是找到一种有效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它基于我们对现实存在进行思考和表达的需求,是周遭问题的影子。

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也并非是要一味强调形式主义、排除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要让精神走向一种如中国传统士大夫般的逃避主义哲学。强调艺术语言的创造性、独特性,是为了让作品更好的做到言能尽意、入人魂魄。这里对艺术语言的要求是其对于作品表达的概念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的准确度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艺术家在通过其作品对现实问题发言时,常因作品太过于“艺术”而使得提问方式与问题概念不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受众被作品搞得一头雾水甚至反感排斥,而当一件作品拥有好的语言方式时,其语用方式不但具有独特性,同时艺术家的思考和作品的概念也通过这一方式被准确地传达出来。

在行为艺术的创作中,作品的言说方式在不同情景中具有丰富的机动性,艺术家应智慧而自信地进行无所不可的创造和去挪用任何一种有效的表述方式,语言是在表达的过程中不断生长的,它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这里,艺术家的情感与思考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是重要的,此时需忘掉风格化的视觉语汇模型,甚至放弃做出“好作品”的欲望,此时的语言已从创造的维度转移至对事物选择判断与观察思考的维度上来。行为艺术的技法常常呈现出无不可、开放性的特征,似乎没有难度,但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你就始终过不去,得用大量的创作实践去翻越,难也就难在这里。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剑指迷恋于纯化艺术语言是一种艺术上的无耻行为、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阿多诺的警句并非是我们放弃语言实验的信条和借口,而是让我们明晰:尊重自身真实的情感和经验,保持对现实语境的敏锐觉察和追问,并通过准确、简明、尖锐的语言,传达出我们的思考与态度。


2012-7-9 修正于中国成都